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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8章 谷底
Published 6,025 words1 views一月中旬,期末考试周开始了。
校园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图书馆早上七点就开始排队,自习室的座位要提前一天预约,连食堂里都有人一边吃饭一边翻着笔记本。所有人都在为期末做最后的冲刺,脚步匆匆,眉头紧锁,嘴里念念有词。这个校园像一台被突然加速的机器,每个人都是其中一个高速运转的齿轮。
只有我停了。
不是慢慢地停下来,而是像一台被拔掉电源的机器,从满负荷运转直接归零。没有过渡,没有缓冲,没有任何警示灯亮起——只是忽然有那么一天,我发现自己起不来了。
那天早上七点,闹钟在枕头下面震动。我伸手按掉它,然后继续躺着。窗外已经亮了,灰白色的天光透过窗帘渗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层薄薄的、没有温度的光。我盯着那层光,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是困。不是累了想多睡一会儿。是身体像被钉在床上,每一个关节都生了锈。我能感觉到时间在流逝——七点十分,七点二十,七点半——但我没有办法把自己从床垫上撕下来。好像有一张无形的网罩在我身上,网眼很细很密,不至于让我窒息,但足够让我动弹不得。
八点有一门考试。我知道。我把考试时间写在便签纸上,贴在床头。那张便签纸现在就在我头顶二十厘米的地方,浅黄色的,用黑色水笔写着“1月15日 8:00-10:00 现代通信原理 教学楼A301”。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每一个字都认识,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意义却传达不到我的大脑。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我能看到那行字,能理解它的意思,却无法把它转化成“我应该起床去考试”这个行动。
七点五十的时候,我从床上坐起来了。
不是因为我终于说服了自己,而是因为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不去考试,成绩就是零分。零分意味着挂科,挂科意味着要重修,重修意味着更多的麻烦。这个逻辑链条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像一行行代码,每个步骤都明确无误。但它没有激发出任何紧迫感。我只是机械地穿衣服,机械地洗漱,机械地背着书包走到教学楼。
进考场的时候迟到了十分钟。监考老师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把试卷递给我。我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打开笔帽,低头看试卷。
第一题。选择题。关于调制解调的基本原理。我看了一遍题目,又看了一遍。每个字都认识,公式也认识,但我无法把它们和脑子里存储的知识连接起来。那些知识还在——我复习过,做过类似的题,本科时这门课我拿了A——但它们现在像被封存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我看得见,伸不过去。
我在答题卡上随便涂了一个选项。
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一道一道往下做。每道题我都能大致判断出它考的是哪个知识点,能回忆起这个知识点在教材的哪一章,甚至能模糊地想起当时上课时老师讲课的语调。但当我试图把知识点转化成答案时,脑子就一片空白。像一台所有指示灯都在正常闪烁、但就是无法打印出任何东西的打印机。
我考了两个小时。交卷的时候,试卷上写满了我能拼凑出来的所有内容,但我不知道那些答案对不对。走出考场,冬日的阳光直直地照在脸上,暖和得有些不真实。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走廊里对答案,有人懊恼地拍脑门,有人如释重负地说“还好还好”。他们的表情是鲜活的、生动的、属于正常人的。我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谁也没看我,我也没看谁。我走下楼,脚步声在楼梯间里空空地回荡。
这不仅仅是一门考试,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我不能再忽视的信号。它证明那些被张超消耗掉的精神力和我自己的情感挫伤,已经侵入到了离我核心最近的地带。我需要集中精神的时候,无法集中精神。需要调用记忆的时候,记忆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以前遇到再大的事,哪怕本科那次期末发高烧,我都能撑过去。但现在,我没有发烧,没有生病,身体素质还在,但那种属于我的东西——被苏晚形容为“单纯劲儿”的东西——彻底漏光了。
接下来的几门考试,我像行尸走肉一样考完了。每场都去了,每场都写满了答题纸,但走出考场的瞬间就把内容忘得干干净净。我甚至对成绩没有期待,也没有恐惧。零分也好,及格也罢,对我来说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
考完最后一门的那天下午,我回到宿舍,推开门,坐到床上,然后躺下来。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孤岛的轮廓——我太熟悉它的形状了,看了小半年,闭着眼睛都能描出来。它已经从第一天的一个有趣的自然纹路,变成了我的囚室天花板上的唯一景观。阳光从窗帘缝隙里照进来,在水渍旁边切了一道细长的光线。
我数过,从我的床位到门口一共七步。从门口到窗户五步。窗户外面是那棵梧桐树,春天会长新叶,夏天会有蝉鸣,秋天会落叶在窗台上堆成薄薄一层枯黄。我已经数了一个学期的步数,看过一个学期的同一个天花板,未来的三年,我还是会走同样的七步,看同样的水渍,回到同一张床上,听同一个人的叹气。
我被这个想法击倒了。不是比喻意义上的击倒,是真的躺在那里,觉得自己在往下沉。床垫像一片沼泽,缓慢地、不可抗拒地把我吸进去。胸腔被什么很重的、没有形状的东西压住了,呼吸变得短而浅。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从眼角滑下去,流过太阳穴,流进耳朵里。我没有哭出声,没有抽泣,只是安静地流着泪。后来眼泪停了,留下干涸的盐痕在脸上发紧。我翻了個身,面朝墙壁。墙壁冰凉,伸手摸上去,指尖触到粗糙的白灰。
我忽然想:如果我就这样一直躺着,不再起来,不再吃饭,不再上课,不再回应任何人的消息,会发生什么?
多久会有人发现?
第一个发现的大概是导师。他会发消息问我为什么没去组会。我不回。他再发,我还是不回。然后他可能会打电话,打到第三个没接的时候,他大概会放弃——研究生而已,不值得花那么多精力。然后是我的同门。他们会发几条微信问候一下,或许会敲一次我宿舍的门,但不会坚持太久。谁都有自己的事。然后是辅导员,也许吧。如果考勤记录持续显示我缺席,系统可能会触发某个提醒,但那个提醒能引起多大重视,我不知道。
然后是家里。我妈大概每周给我打两三次电话,有时候只是问吃了什么。如果连续两周联系不上我,她会着急,会打电话给学校。但学校的人能怎么办呢?他们只会在电话里说一些客气的话,说会去查看一下情况,然后继续忙自己的事。
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只做了人生中屈指可数的几件事。首先,我把手机拿出来,打开备忘录。那个文档已经存在了好几个星期,最开始是简单的四个字,“我很累了”。后来增加了一句话——“如果有谁在听的话,我希望明天醒来一切都能消失。”
现在,我在下面又写了新的句子。
“如果明天醒不来,那就更好了。”
打完之后我没有立刻删。这四个字比我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冷静。句子简短而直接,像一句客观陈述。之前打那些字的时候,我会感到羞耻或恐惧,会在写完的几秒之内删掉。但这一次不一样。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任何感觉。它就像这间宿舍的另一块水渍,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那里,不被审视,也不需要解释。
屏幕自动熄灭。我翻了个身,又翻了回来。窗外天色从灰白变成深灰,从深灰变成黑。操场的探照灯亮起来,透过窗帘把房间照亮一小块。走廊里有过往的脚步声、偶尔的说话声、隔壁关门的声音。这些声音包围着403,却进不来。宿舍里只有两种主要声响:张超的呼吸和我的呼吸。两个人的呼吸仿佛在互相抵消,谁的也压不过谁的。
我的体重已经轻到一个夸张的地步。皮带收到最后一个孔还是松垮垮的,手腕上的骨节从皮肤下面顶出来,锁骨凹成了一个浅浅的、可以盛水的窝。上次去食堂打饭,窗口阿姨看了我一眼,说“小伙子你是不是瘦了”,我说“最近复习比较忙”。谎话说得这么顺,连自己都差点信了。
接下来那一步是什么,至今想起来还有些模糊。连续几天我只吃一点点东西——很可能是早饭一个包子、中午一杯豆浆,晚上干脆不吃。不是厌食,不是不想吃,而是忘了吃。饥饿感曾经是一个明确的信号,现在这个信号被干扰了。胃空着的时候只会隐隐闷痛,而这种痛被淹没在更大的、弥漫性的无力感里。
忘了是哪一天,我在深夜醒来,发现自己半坐在床上,手机屏幕亮着,备忘录开着。我在半梦半醒之间又打了一行字。醒来后我对着那行陌生的句子发了很久的呆。那是我写的,但又不是我写的。是一个比我更诚实、更绝望的版本写下的句子。我不敢再看第二遍。我退出了备忘录,把手机塞进枕头底下。
那几天,张超还是老样子。他的沉默和叹气没有因为我的状态变化而有所增加或减少。他保持着一个规律到近乎机械的日常作息,像一个没有受到任何困扰的正常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对话,一同生活的轨道以无声的方式并行,彼此之间没有摩擦,也没有交集。我活在他的噪音中,他活在我的安静里。
我不再挣扎的最明显信号是:我不再尝试在实验室寻找避风港了。期末结束后实验室进入假期模式,慢慢空了,同门陆续回家过年,只剩几个寒假留校的人偶尔进出。我应该感到放松——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在意我的进度,没有人问我为什么瘦了。但放松没有来。来的是更大的恐惧。孤独从暂时的、可选择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无法逃脱的封闭空间。以前我可以选择在实验室待着躲避张超,现在实验室空了,我无处可躲,但也不想回去。
晚上,我照例侧身躺在床上,面向着那堵冷冰冰的墙。隔壁的床板又发出一声轻响。张超醒了,或者是翻了个身。然后是那声熟悉的、绵长的、无法忽视的叹息。那声叹息穿过空气,精准地抵达我的耳膜。紧接着,他的声音响起来,低低的,不知道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自己听。
“有些人就是……”
后面的话太轻了,只有气流。但那句未完的话像一根针掉进了深井,我看不到它落底,但知道它还在往下坠。在黑暗里,我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绷紧了。不是愤怒,不是恐惧,是一阵说不清楚从哪里涌上来的电流。我想从床上弹起来,抓着他的衣领把他按在墙上,对他说你说清楚,到底我是什么人?我把你怎么了?你把这句话说完!
但我没有。这份冲动只在脑子里上演了一遍就降下去了,像涨潮时猛地冲上岸的浪,拍在堤坝上,散成一片泡沫,然后什么也没留下。我的肩膀重新沉入床垫。我忽然意识到什么——这个被无数次叹息和半截自言自语反复刺激的夜晚,已经不再能激起我的反击欲了。它只是让我觉得很累。连愤怒都要消耗力气,而我连那点力气都没有了。
越来越频繁地,我开始回放和苏晚在一起的那些画面。不是故意去想的——它们会自动跳出来。有时是在刷牙的瞬间,有时是在食堂看到一个人穿的毛衣和她同款,有时是在楼梯间听到和她的声音相近的轻笑。记忆跳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会停顿几秒,手里的动作悬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放下来。
我不再为那些回忆痛苦了。或者说,痛苦已经渗透到了所有缝隙里,反而感觉不到疼了。只剩下一种淡淡的、挥之不去的遗憾——如果当时我能成熟一点,如果当时我能不那么需要她,如果当时我是个更好的人。这个念头已经不再尖锐,已经被重复了太多次,磨掉了所有棱角,变成一颗光滑的鹅卵石,安静地躺在我的掌心里。
一月的某个黄昏,我站在宿舍楼的走廊尽头,透过那扇朝向校园主干道的窗户往外看。太阳正在落下去,把天边染成一层橘一层粉一层灰。主干道上有人在走,拖着行李箱往校门口去,大概是放寒假回家的学生。路灯还没亮,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条在暮色里变成了黑色的剪影。
我站在那里看着远处的出校方向。再往前走几步,就是外面的街道、公交站、地铁口,然后能一直走到更远的地方。但我哪里都去不了。我被困在这里——不是被墙壁或者围墙困住的,而是被一种更本质的东西拖住了。我甚至感觉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拖着行李走过那条直通校门的主干道。站着看了一会儿,一直看到阳光完全消退、路灯亮起,我才走回403。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从床上坐起来,沉进脚步声,走到走廊尽头那个很少有人经过的窗口。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响了六声,没人接。大概是这个点我妈正在厨房忙活晚饭,手机放在客厅茶几上。我正要挂断,那边接通了。
“喂?”
“妈。”
“哎,怎么啦?这个点打电话,吃饭了吗?”
“吃了,”我说谎了,“我就问问……感冒好了没?”
“早就好了,就是咳嗽拖了几天。你爸昨天还念叨你呢,说你怎么也不发个朋友圈,我们都不知道你在学校过得咋样。”
“还行,”我说,“最近太忙了。”
“哦哦。忙就忙呗,吃好饭就行。元旦不回来,寒假啥时候回来呀?你爸说你房间一直给你留着,床单都给你洗过了,订好票记得说一声。”
“哦,好。嗯,好的。我挂了。”
“好,多吃点。拜拜。”
电话挂断。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柏油路和光秃秃的路灯杆。我没有告诉她寒假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回去。我没有告诉她在打电话之前,我在备忘录里又写了什么。我只是把手机揣进口袋,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冷风灌进袖口才走回宿舍。
这天夜里,大概凌晨两三点,我没有睡着。张超早就一动不动了,呼吸平稳得像钟摆。冬夜的校园万分俱寂。远处偶尔传来一声汽车鸣笛,然后又是沉默,长久到让人以为永恒才是常态。我坐起身,摸黑拿起手机。屏幕亮了,备忘录自动打开。我又一次打了那四个字——“我很累了。”
没有删。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然后在它下面加了一笔:
“如果有人看到这些话,不要怪任何人。是我自己的问题。”
像遗书的第一行。我被这个念头吓了一下,手指停在屏幕上方,微微发抖。不是恐惧死亡,而是恐惧自己已经可以如此平静地提及它。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手机压在枕头下面,屏幕亮着,备忘录上那行字还在。阳光透过没拉严的窗帘缝隙照进来,正打在那行字正中间。我看了自己昨晚敲下的句子,慢慢把它一个字一个字地删掉。所有字被光标吞噬之后,屏幕又变得干干净净。
但有些东西赖在脑子里,就不肯走。
那天下午,我裹着外套走出宿舍,穿过操场,绕过图书馆,走到学院楼。实验楼的大厅里贴着一张通知单,是关于寒假期间实验室使用规定的。我站在那张通知前面发了好一会儿呆,上面的字一个都读不进去。然后我转过墙角,坐电梯上了四楼。实验室的门开着一条缝,里面有光。我推开一点,看到是那个卷头发的博二师兄在收拾东西,行李箱立在实验台旁边。
“李知远?”他回头看见我,“你还没走啊?”
“没走,”我说。
“寒假不回去?”
“还没想好。”
“早点订票吧,越到年前越贵。你那个室友什么时候走?”
“不知道。”
“你们不熟?”
“嗯。”
他拉上行李箱的拉链,站起身,搓了搓手。“那你一个人在宿舍行不行?我记得你室友对你好像不太好是吧?”
我看着他。原来连他都知道。我问:“谁跟你说的?”
“苏晚提过一次,”他说,语气正常,像在讲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我沉默了一拍。“她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论文刚过,压着她那篇核心的审稿意见也回来了,修一下应该没问题。”师兄拍了拍箱子拉杆,“我先撤了,过年回来见。”
“过年见。”
他拖着箱子走出楼道,脚步声渐远消失在电梯口。实验室只剩我一个人。日光灯的冷白光舔着空荡荡的天花板。我走到苏晚曾经坐过的工位旁边,站了一会儿。桌上干干净净,显示器关了,键盘收在抽屉里,椅背上挂着她常穿的那件深蓝色外套,袖口微微磨损,线头露了一小截。她大概忘了带走。我把那根线头捏在手里,轻轻地折了一下,然后放开。
看到的不是她本人的脸,而是一个象征。她是一个离开的人,而离开的人总会把离开前的一小小部分光阴留在原处,让留下来的人借这些东西反复确认——她曾经存在,并且不再存在。
我回到403时已经很晚了。走到门口,正要从口袋里摸钥匙,发现门虚掩着。有声音从里面传来。是隔壁那个抽烟的男生在跟张超说话。他们大概以为我今晚不回来了,聊得很放松。
“他真的那次考试都没去?”抽烟男生的声音。
“好像去了,但考得稀巴烂吧,”张超的声音,平淡,带着那种我最熟悉的理性腔调,“这学期跟白上了一样。”
“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那种人吧——什么看上去都还行,实际上啥都扛不住。”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加了一句:“我之前跟他说了那么多,都是为他好,但他根本不听。这种人救不了。”
我没有进去。我在门口站着,手握在冰冷的门把手上,一动不动。他把这半年所有的事情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结论:我说他是为他好。他把我所有痛苦的来源包装成了一种前后一致的善意。而我则是那个不知好歹、不听劝告、咎由自取的废物。他大概真的信了这套说法。这大概就是张超这个人的生存方式——重新编排所有事实,直到自己永远对。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亮了。
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明天下午三点,南门咖啡馆,有重要的事找你。务必来。”
我把这条短消息读了四遍。号码不认识,没有署名,没有上文。语感很干练,不带感情,却又带着某种不由分说的命令感。如果是骗子,手法过于笨拙——没有伪装成银行或快递公司,没有给我发验证码或链接。如果确有其事,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会先自我介绍,或者至少说明来意。这条短信什么都没做,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时间和一个地点,以及一个要求——务必来。
我在宿舍门外站了很久。手指僵在门把手上。门那头传来一阵模糊的笑声。
我把钥匙插进锁孔,转动。门开了。两个人的笑声戛然而止,抽烟男生看我了一秒,然后迅速找了个借口溜了出去。张超坐在椅子上,没有看我,颧骨上还挂着刚才笑出来的痕迹。我脱掉外套,走到自己床边,坐下来。空气在我和他之间凝成一道透明的、不可逾越的玻璃。
我低头又看了一遍那条短信。明天下午三点,南门咖啡馆。我以前路过那里,但从没进去过。
手机屏幕暗下去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期待过任何事情了。但这条来历不明的短消息,让我起了一丝极微弱的好奇——不是希望,只是好奇。就像一个在空房间里待了太久的人,听到某个角落忽然传来一声轻响,会忍不住扭头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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