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 26

第07章 无法逃离的牢笼

Published 4,369 words1 views
✳

元旦过后的那几天,我以为事情会有所改变。

我说的那些话——站在走廊里,在忽明忽暗的灯管下,对着张超那张永远平静的脸说出的那些话——我以为它们会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激起一圈涟漪,然后推动某些事情朝着不一样的方向发展。哪怕只是微小的改变,哪怕只是他不再在背后跟别人编排我,哪怕只是他收敛一点那些莫须有的指控。

我想错了。

张超并没有因为我的摊牌而改变他的行为方式。他只是换了一种策略。他不再跟隔壁宿舍的人抱怨我了,至少我没有再听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停止了。他只是把声音压得更低,把传播范围缩得更小,小到那些话像细针一样,只扎进关键的地方,不在空气中留下任何痕迹。

他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对待我。

沉默。

彻底的、绝对的、像真空一样的沉默。

以前他至少还会跟我说话——虽然那些话大部分是指责、提醒、或者带着弦外之音的“建议”,但至少那是一种交流,一种可以被捕捉、被回应、被反驳的东西。现在他什么都不说了。我推门进来,他不抬头。我咳嗽,他不吭声。我早上出门时说“我去上课了”,他没有反应,就像我不存在,就像我说话的声音被某个无形的装置过滤掉了,传不到他耳朵里。

这种沉默比指责更让人窒息。

指责至少承认你的存在。沉默则彻底取消了你的位置。

起初我试图把这种沉默理解为一种让步。也许他终于意识到之前做得过分了,也许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干脆选择不说话。如果是这样,那倒不是一件坏事。不说话意味着没有矛盾,没有矛盾意味着我可以在403稍微喘口气。

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种沉默是一种更精密的手段。

他不说话,但他会叹气。

那种叹气不是普通的叹气。它绵长、沉重、带着一个受害者所有无处诉说的委屈。一声叹气被分解成三个阶段——先是一个深深的吸气,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往他那边流动;然后是一个短暂的停顿,在那个停顿里,你会不由自主地竖起耳朵等待;最后是一声漫长的、从鼻腔里缓缓挤出来的叹息,那声音不响,但极具穿透力,像某种低频振动,不经过耳朵,直接从骨头传进脑子里。

一天晚上,我从实验室回来,比平时早了大概半个小时。推开门,张超正坐在书桌前看电脑。我照常换拖鞋,放外套,拉开椅子坐下。全程没有发出任何异于平常的声音。

他叹了第一口气。

我假装没听见,打开电脑看论文。过了大概十分钟,他叹了第二口气。更长,更沉,末尾带了一个微微上扬的转折,像是有什么话堵在嗓子里说不出来。

第三口气是在我起身去倒水的时候叹的。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椅子腿和地板之间发出一声极轻微的摩擦——我发誓那声音不超过一秒钟——他那边就传来了一声叹气,紧接着是一声低沉的、几乎听不清的咕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话。

“一天到晚……”

后面的字咬在嘴里,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但偏又留了一个尾巴,足够让我捕捉到他的不满,却不足以让我抓住任何一句具体的、可以回应的话。

我攥紧手里的水杯,站在原地。我想说“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但我知道一旦开了这个口,我就又进了他的游戏。他会用那种无辜的、惊讶的、略带受伤的眼神看着我,说“我只是叹口气而已,你也要管吗”。然后我就再次成为那个敏感多疑、对室友正常情绪表达过度反应的人。

我喝了口水,坐下来,什么都没说。

但那种叹气声开始成为我日常生活的背景音。

每天早上起床,我尽量轻手轻脚地下床。脚踩在床梯上,一步,两步,三步。每一步我都用前脚掌着地,像猫一样。但只要我的脚踩到地板,发出一声轻微的吱呀,他的床上就会飘来一声叹气。

我去洗漱,推门的动作已经分解成慢动作——按下门把手,往外推五厘米,侧身挤出去,再把门把手缓缓松开。门舌合进槽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但走廊里会有脚步的回声,隔壁有人在水房大声说话,这些声音不是我能控制的。等我洗漱回来,推门进去的那一刻,往往会听到他在床上翻身的声音——被子的窸窣声,床板的轻微震动,以及一声清晰的、不容忽视的叹息。

那叹息的意思是:你把我吵醒了。尽管我只是正常地起床洗漱,尽管我没有发出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声音。但他用那声叹息,把“起床”这件事定性为一种冒犯。我是一个每天早上都在冒犯他的人。

午饭时间,如果我回宿舍放东西,他在。如果我不回宿舍,我就是在躲他。晚饭后我尽量在外面待着,有时在实验室待到很晚,有时去图书馆自习室。但无论多晚回来——十点,十一点,甚至十二点——推开门的那一刻,大概率会听到一声叹气。

有时候他还没睡,那声叹气就是清醒的、完整的、充满怨气的。有时候他已经睡了,但我的开门声会“吵醒”他,于是黑暗里传来一声迷迷糊糊的、带着睡意的叹息,像是我把他从一个美好的梦境里硬生生拽了出来。

我开始对开门这件事产生恐惧。

每天回到宿舍楼下,抬头看到四楼那扇窗户,我得先在楼下站一会儿,做好心理准备。然后上楼,走过那条白惨惨的走廊,经过那盏忽明忽暗的灯,来到403门前。我的手握住门把手的那一刻,心跳会加速,手心会出汗。我会在门口犹豫几秒钟,深呼吸一次,然后才推门进去。

进去之后,等待我的永远是那声叹气。

我试过跟辅导员沟通。

那是一个周三的下午,我约了辅导员的时间,去他办公室。辅导员姓刘,四十岁左右,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窗外是几棵矮冬青,修剪得整整齐齐。

他给我倒了杯水,让我坐下来慢慢说。

我开始说。说张超对我提出的那些要求,说他对我东西的干涉和挪动,说他在背后对隔壁同学说的那些话,说他现在用沉默和叹气替代了之前所有明面上的攻击,但这些沉默和叹气让我在宿舍里待不下去。

刘老师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头。等我说完,他摘下眼镜,用镜布擦了擦,然后重新戴上。

“李知远,”他说,“你说的这些情况,我都听懂了。但是呢,宿舍矛盾这个事情,在大学里是很常见的。每个人生活习惯不同,性格不同,住在同一个房间里难免会有摩擦。”

“这不是摩擦,”我说,“他——”

“我知道,我知道,”刘老师抬起手做了个安抚的手势,“你先别急。我的意思是,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处理宿舍矛盾主要是以调解为主。你们是研究生了,是成年人了,很多事情要学会自己沟通解决。男孩子嘛,大度一点,住在一个屋檐下,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男孩子要大度。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涌上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我是女生呢?如果我是个女生,跟辅导员说我被舍友长期精神压制、被孤立、被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辅导员还会说“女孩子要大度”吗?

但我没说出口。因为我知道一旦说出来,话题就会滑向另一个方向,而我最初想解决的问题——我住不下去了——反而会被忘掉。

“刘老师,我不是没有尝试沟通。我沟通过了。但他不跟我说话。他现在连话都不跟我说。”

“那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你给他一点时间嘛。”

给他一点时间。

这句话的意思是,问题在我这边。是我太急了,是我不够有耐心,是我不够大度。只要我再等等,再忍忍,事情就会自己好转。

“这是唯一的选择吗?”我问。“等着他变好?”

刘老师顿了顿,放下手里的笔。“那你想怎样呢?调宿舍吗?”

“可以吗?”

“现在宿舍调配很紧张。研究生宿舍本来就紧张,你要换的话,得有合适的空位。而且就算有空位,也要走流程,填申请,等待审批。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

他顿了顿,接着说:“而且换宿舍的话,新室友万一也有问题呢?你能保证下一个就一定比现在这个好吗?”

我不能保证。

所以我从辅导员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感觉比进去之前更疲惫。那扇我以为能打开的门,打开之后面对的是一堵软墙。撞上去不疼,但过不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尝试自己找别的办法。

我试着在外面租房子。打开租房软件,翻了一圈,离学校最近的单间也要一千五一个月。远一点的便宜些,但通勤时间太长,每天来回两个小时,加上实验室的时间,基本不用睡觉了。我算了一下银行卡余额,本科时攒的一点奖学金加上研究生每月的补助,勉强够租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呢?

我没有跟家里说这些事。我妈每次打电话来,我都说挺好的。她问我室友怎么样,我说还行。她问学习忙不忙,我说挺忙的。她问和同学相处得好不好,我说都好。这三个字——“挺好的”、“还行”、“都好”——构成了我和家人之间最稳定的谎言系统。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更不想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得连宿舍都不敢回。

我在一家短租公寓看过一间房。六楼,没电梯,房间在走廊尽头。墙壁发黄,窗户对着一条窄巷,巷子里堆着几个垃圾桶和一辆废弃的自行车。房间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衣柜,别的就什么都没有了。房东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拖鞋,叼着烟,对我说水电另算,押一付一,最少租三个月。

我在那个房间里站了好一会儿。窗户玻璃上有一道裂缝,用透明胶带贴着。风从缝隙里钻进来,胶带在气流中微微鼓起又塌下去,鼓起又塌下去。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押金加房租,加上日常开销,我的存款大概能撑到下学期开学。到那时候怎么办?

我没有当场做决定。走出那栋楼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路灯亮起来,光线昏黄,照在垃圾桶上,投出歪歪扭扭的影子。我站在巷口,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六楼的窗户。里面亮着灯,大概是房东在等着下一个看房的人。

我没再联系那个房东。

回到学校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多。食堂已经关了,我在校门口的小超市买了一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坐在操场边上的台阶上吃。操场上的探照灯把整个场地照得通亮,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角落里练口语,还有一对情侣坐在远处的看台上,头挨着头。

冷风呼呼地吹,面包干巴巴的,嚼在嘴里没什么味道。我把最后一口咽下去,喝了口水,抬头看天上的星星。城市里的星星很少,只有几颗特别亮的,散落在灰蒙蒙的天幕上,像是谁随便撒上去的。

我开始认真地思考一个念头:休学。

休学,回家,休息半年。下学期重新开始。这样就不用继续面对张超,不用继续在这个宿舍里一天一天熬下去。但这个念头只在我脑子里停留了一小会儿,就被我自己掐灭了。

休学意味着延毕。延毕的代价不只是在档案上多写一行“休学原因”,还要多交半年学费,少赚半年工资。我爸明年退休,家里本来指望我早点毕业早点工作,能分担一点经济压力。我如果休学回家,怎么跟他们解释?把所有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说我失恋了?说我被舍友欺负了?说我因为这个就不想读了?我不知道哪个理由听起来更站得住脚。哪一个在别人看来更像是小题大做。

我坐在台阶上,把空的面包袋揉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没有退路了。

不能在宿舍待着,也不能搬出去,不能休学,不能回家。我被困在这个校园里,困在这栋宿舍楼里,困在四楼403那张床上。

元旦过去了,期末的气息越来越浓。教学楼里复习的人多了起来,图书馆的座位越来越难抢,实验室的同门们开始讨论各门课的考试安排和结课论文的截止日期。我在这种集体忙碌的边缘漂浮着,像一个被水草缠住的游泳者,看着别人往前游,自己却一寸都动不了。

张超的叹气还在继续,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刻薄。他已经不满足于叹气了,开始在深夜自言自语。

那些自言自语声音很小,但夜深人静的时候,四楼走廊里没有脚步声,窗外没有车辆经过,宿舍里安静得像一口井底,任何声音都会被放大。他背对着我,面朝墙壁,嘴唇几乎不动,但声音会像雾一样蔓延过来。

“一天到晚……”

“一点自觉都没有……”

“有些人就是……”

每一次都不说完。每一次都在最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那些句子的后半截悬在半空中,让我自己去填充,让我自己去猜测。而人在深夜总是会把事情往最坏的方向想。

我躺在黑暗里,听着那些残缺的句子,感觉自己像被一千根细针刺穿。每一个针孔都小得看不见,但数量多到足以让我流血。

后来,即使他不在宿舍,我也能听到那些声音。在实验室,在食堂,在图书馆的角落里,他的叹息声会忽然在我脑子里响起——绵长、沉重、带着那种我永远反驳不了的受害者姿态。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他瘦削的背影,听见他说“你觉得很轻了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

他在我的脑子里租了一个单间,不交房租,不付水电,还不停制造噪音。我赶不走他。

从辅导员办公室回来之后的某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块水渍还在那里,孤岛的形状。我忽然想起开学第一天,拖着行李箱站在宿舍楼下,抬头看这栋灰白色建筑的那个瞬间。那时的觉得一切都在正轨上。新的学校,新的开始,有阳光,有桂花香,有一个看起来虽然有点挑剔但至少讲道理的室友。

有多天真。树不会因为你觉得没事就不倒,墙不会因为你闭眼就不裂。

我拿起手机,又打开备忘录。那条“我很累了”还在。我在它下面又打了一行字:“如果有谁在听的话,我希望明天醒来一切都能消失。”打完之后,我没有发,没有人可以发给谁。我盯着屏幕,直到手机自动灭屏。

Do not republish this work without the author’s permi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