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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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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问题摆在眼前:落下的课程和实验不能再拖了。

和陈老师谈完之后的那个周末,我把研究生系统里的课程表导出成一份PDF,打印出来,用图钉钉在书桌正对面的墙上。然后我拿一支红色记号笔,对着屏幕上已经发布的学期考核安排,把已经错过和即将到来的节点一个一个圈出来。现代信号处理的期末项目,截止日期是六月十号,占期末总评的百分之四十,要求完成一套完整的算法仿真并提交不少于二十页的实验报告,我连仿真平台的最新版本还没装。高等通信原理的闭卷考试定在六月二十号,范围覆盖整个学期的八个章节,而我缺席了从第四章到第七章的全部课程,手头只有一份从师兄那里拷来的、缺了第五章和第六章前半部分的残缺版课件。随机过程更惨——这门课我甚至没去听过第一节,因为选课确认的那一周我正窝在403的床上,把头埋在枕头底下,连手机都不愿意看。

三门核心课,加起来的进度缺口大概有将近六十个学时。如果再加上陈老师那边第三章初稿的实验数据分析任务,整个五六月之交的待办事项足够把一个正常作息的研一学生压垮,更不用说一个刚从低谷里爬出来、还在每天和反复倾向作斗争的我。

我把记号笔放下,盯着那张被红色圈点密布的课程表看了半分钟。去年这时候,我还在帮本科生做信号处理课设,站在东区实验室的白板前给他们讲解快速傅里叶变换的旋转因子。那时候随便翻开哪本教材我都很笃定这一章我看过。而现在,我连自己上学期期末的绩点都不敢去查。差距不是一天拉开的——是过去两个月里每一天的逃避、每一次把课本推到墙角、每一次在食堂里嚼着林溪托人带来的包子却看不进一页公式——这些天数加在一起,才堆出了墙上这张触目惊心的红圈图。

但这次我没有慌。不是因为我有多大把握,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认知:很多事情你把它圈出来、写到纸上、变成具体待办,它就只是一个工作量。可衡量的、可分解的、可以通过连续时间投入来解决的工作量。它不是不可战胜的东西;它是在管理者权限内的输入项,只是落在我一个人身上。真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比如科学补习所,比如看不见的评估算法,比如夏燃拍在桌子上的那枚银杏叶徽章——此刻还轮不到我来解决。想到这里,我从打印机旁边的笔筒里重新抽出记号笔,在课程表底下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已完成学时:0。继续。”

当天晚上,我发了一条消息给林溪:“从明天开始补课。未来三周可能有很长时间在自习室,操场暂停。”林溪回得很快:“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窗外正下着蒙蒙细雨。五月的雨不大,打在玻璃上几乎没有声音,只是把路灯的光晕模糊成一片湿漉漉的橙色。我靠在床头,把手机举在脸前停了一会儿,想了想。林溪不是通信专业的——她的背景是心理学和部分临床训练,别说信号处理了,她连复数的极坐标形式都未必记得住。但她问的是“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不是“需要我帮你解题吗”。她知道专业上的事她插不上手,但她仍然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这个选择是她的,不是补习所手册教的。

我打下了一行字,想了想,删掉,又重新打了一行。

“可能还真有。你能不能每天抽二十分钟左右——不用太多——临睡前,或者你方便的时间,听我讲一遍今天学到的内容。我用大白话讲。你不用听懂,听着就行。”

消息发出去之后大概过了半分钟,林溪回了。

“好。每天睡前。你讲,我听。”

然后紧跟着第二条。

“这算是费曼学习法的一种变体。把学到的东西用简单的话教给别人,可以暴露自己其实没理解的地方。你选了个聪明的方法。”

我盯着屏幕笑了一下。林溪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能准确地说出某件事的学术名称或理论依据,语调还是工作的版本,但她发完这条之后隔了一秒又追了一张图片:她桌上那个深蓝色保温杯的照片,杯盖上用记号笔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小小的通信塔和几个向外扩散的信号波纹圈,底下写着“接收正常”。

第二天,补课正式开始。

我的第一个障碍是早起。五月的气温已经开始攀升,梧桐絮飘得到处都是,早上开窗通风的时候总有几团白绒毛飘进来,落在键盘缝隙和马克杯边缘。闹钟响的时候我正在做一个关于速率分割多址接入功率分配的梦——梦里所有的用户在同一波束内互相解码,信令开销趋近于零,收敛速度比我这辈子跑过的最快百米体测还要顺畅。闹铃打断这场极限收敛的画面时,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麻雀在银杏枝头叫得正欢。

然后我想起了墙上那张全是红圈点的日程表。还有林溪保温杯上那个歪歪扭扭的信号塔。

我坐了起来。

八点整到图书馆,在二楼靠暖气片——不对,五月已经不需要暖气了,我换了靠窗通风的位置,窗外能看到银杏树冠已经铺满了新绿。我把高等通信原理的课件从头翻起——第四章,调制与编码,一百多页的PDF。最初十五分钟我基本上是在和注意力作斗争,每隔三分钟就想拿手机看看有没有新消息。两个月不学习,注意力的肌肉已经萎缩了,连读一页满屏公式的内容都像第一次上跑步机时喘不过气。但我坚持坐在那里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角,用最原始的手段让拇指够不到那个解锁键。

九点半左右,夏燃来了。她不是来上自习的——她从来不是那种会安静坐两个小时的人。她是来押送我的。

我感觉到背后有人走近,然后头顶笼罩下一小片阴影。我抬起头,看见夏燃穿着薄款运动外套站在我身后,拉链照旧拉到下巴,头发上沾了一点室外的杨絮,手里拎着便利店的塑料袋。她俯视着我和摊开的资料以及手机扣在桌面的静止状态,表情依旧是那种不带多余弧度的评价。

“八点到的,”我说。

“那还行。”她把塑料袋放在桌角,拆开包装纸——一个饭团和一瓶冰豆浆。五月的天气已经转热了,她还是照常去便利店微波炉热了一下饭团,豆浆则换成了冷藏的,杯壁上结着一层细密的水珠。饭团是金枪鱼口味的,她给我发过两三次每次都一样的口味,大概是早就记住了。

“你今天不用去实验室?”

“下午去。上午没安排,过来盯你。”她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村上春树,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书页皱得厉害,看起来被反复塞进口袋好几次了。她没有再说任何督促的话,但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督促——我悄悄瞥了一眼她冷冰冰的表情,默默把手从零食袋上移回了键盘。

对面有个女生从笔记本电脑后面抬起头来看了一眼我们这桌,大概是不小心扫到了那股来自夏燃的战术级冷压,又把目光收了回去。夏燃翻了一页书,没有抬头。窗外梧桐的枝条在五月的风里轻轻晃动着,有人绕过图书馆正门推着还书车从北边那条小径经过,车轮碾过落下的槐花细蕊发出沙沙声。

接下来的一周,图书馆二楼靠窗的位置成了我的固定工位。每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离开,中间除去吃饭和短暂的午休,基本上都在看书、推公式、写代码、跑仿真。林溪把操场散步改成了每天晚上十点的“大白话汇报”——我回到宿舍后给她打语音电话,用最通俗的比喻把一个知识点讲给她听。RSMA速率分割的核心思想是“把一个用户的信息拆成公共流和私有流,公共流给所有用户解码,私有流只给目标用户解”,林溪听完沉思了几秒说:“像一盘饺子。大家一起蘸的醋是公共流,每个人单独的小料是私有流。”这个比喻不太学术,第二天我把这个说法讲给师兄听,师兄愣了半秒然后点了点头——“其实不太对,不过大致没错。”但能对非专业的人讲通这件事本身,意味着我已经理解了它的深层结构。

有时候晚上太累,讲到一半就困得声音发飘,林溪会在那头说“今天就到这里,你该睡觉了”。有一次我讲到一半发现自己卡壳了——概率密度函数的积分上限推导到一半忽然接不下去了——林溪大概听见我突然停住不说话了,电话那头传来她翻资料纸张的轻轻摩擦声,然后她开口,语气很平静:“那换个思路,低频信号的调制之前你学过的部分还记得多少?先往前翻,这块硬骨头明早再啃。”她没有告诉我怎么解那道积分,但她替我在发现不匹配的瞬间按下了重新规划的开关。

夏燃的贡献则体现在另一个维度上。她对学术一窍不通,毫无同情心,从不接受推诿扯皮借口。每当我趴在桌上想要放弃的时候,她会从书页里抬起眼睛看我一眼。那一眼什么也不说,只是纯粹的、未经稀释的轻蔑。对我来说恰好是最有效的动力源——为了不被夏燃鄙视,我能多学两个小时。而且她精准地掌握着“胡萝卜加大棒”的火候:通常情况下,在我连续完成高强度学习之后,她会在三个小时左右准时出现在桌边,把下一批食物补给拍在我面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饭团、冰豆浆或绿豆沙、巧克力棒、枇杷、小包装的坚果,以及一次——只此一次——她声称“顺手拿的”一整盒巧克力曲奇,包装纸上还贴着便利店的打印价格标签。她把曲奇盒放在桌面,连同一杯自习室饮水机接的冰水放在我左手边。

一周之后,高等通信原理的进度从第四章赶到了第六章。现代信号处理的期末项目跑通了第一个完整的仿真——在连续报错六次、重装了两次仿真工具包之后,第七次总算在命令窗口弹出了收敛提示,显示速率区域曲线的形状和课件上的参考图一致。我在图书馆座位上差点叫出声,但最终只是攥了一下拳,然后第一时间截图发到三人小群里,配文:“通了。”

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短短几十秒内收到了两条风格截然不同的回复——林溪回了三个大拇指,夏燃回了两个字:“还行。”

接下来是随机过程。这门课我从零开始,没有课件,没有笔记,连教材都还没买。师兄给了我一份不全的电子版和一沓手写的课堂笔记复印件,纸张边缘潦草地写着各种期望值和收敛性质的推导,有些字迹潦草到我需要横向比对上下文才能辨认。我用了三天时间啃完了前四章,然后去图书馆三楼借了一本布朗运动入门和一本马尔可夫链解析,逐章对照师兄笔记上那些缩写的边注。

看随机过程最容易困——公式密集,抽象程度高,读三页就开始觉得每个符号都像另一个符号。五月下旬的午后已经开始犯困,图书馆的空调刚开没几天,制冷效果还不稳定,靠窗位置下午两三点钟被太阳晒得有些发蔫。某天下午我连续推导了三小时马尔可夫状态转移矩阵,站起来去饮水机接水的时候发现腿麻了,扶着书架站了半分钟才缓过来。回来的时候发现桌上多了半杯已经放凉的大麦茶。夏燃来过。但我没见到她的人影,只有椅子背上搭着一张便签纸,上面用很淡的铅笔字写着:“去外面透气。茶凉了自己换。燃。”纸条背面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大拇指,大概是她犹豫了一下又加上去的。我把便签贴在桌角,端着水杯去茶水间重新换了一杯热的。

进入六月,天气彻底热了起来。梧桐絮终于飘完了,银杏叶从嫩绿转成了深绿,北操场的塑胶跑道被晒得软软的,踩上去有一种微微下陷的弹性。图书馆的空调开足了马力,靠窗位置反而比里面的座位更舒服,能吹到从风口漏出来的一丝凉意。我把复习的阵地从二楼搬到了三楼靠窗的安静角落,夏燃还是每天上午来,穿着短袖和运动短裤,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连帽衫已经彻底收进柜子里了。她给我带过各种零食补给,唯一不变的大概是表情里那股“我在执行任务但你最好不要妨碍我”的冷硬气质。

六月中旬,研究生系统发布了这学期的跨学年成绩加权表。我在系统通知里找到自己的学号,对应的累积绩点一列已经出现了下滑——不算致命,但足以让任何一个将来要审核开题资格的教学秘书皱一下眉。我对着屏幕,在脑子里把还有时间抢救的学分逐门列了一遍:高等通信原理占比最大,随机过程次之,现代信号处理的期末项目权重最高。总共可以调动的总分还剩十七个学分。必须全部拿下。

当天晚上十点的“大白话时间”,我向林溪讲了这次绩点下沉和补救路径。她听完之后说了一句:“优先级明确。你刚才这段话没有一个‘可能’、‘大概’、‘也许会变好’,全是客观指标的推导。你很少能说得出这么冷静的进展报告。”她的评价还是那种淡淡的口吻,但电流声里夹着一个极微弱的鼻腔音——她大概刚洗完澡,头发还没完全干透,手机被搁在床铺的枕头边上。我没有追问她为什么在沉默的那一秒里翻过什么书页。

期末考试周在六月中下旬如期而至。高等通信原理的闭卷考试排在六月二十号,天气热得不像话,教室里四台吊扇全开,试卷的一角被风吹得微微掀起又落在桌面上。我拿到卷子之后先扫了一遍大题——五道综合推导加一道论述,范围涵盖了第六章的调制解调和第七章的多天线技术,这些刚好是我在最后一周重点突击的内容。选择题部分有些计算量不小,写到中间我换了两次演草纸,但整体上每道题的思路都是清晰的,没有一道让我凭空楞住。

现代信号处理的项目答辩在六月三十号进行。我提前两天把仿真报告排版装订好,连附录里的每一组参数设置都用表格重新整理了一遍,确保评委问任何一个配置细节我都能在两秒内定位到相应的页码。答辩过程中一切顺利。离开答辩教室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多,夕阳把教学楼走廊尽头那面落地窗染成了橙红色,银杏叶被晒了一整天的暑气蒸得微微垂软。

考完最后一门随机过程那天,我收拾图书馆座位上的资料和铺在椅背上挡空调的一件备换T恤,把便签纸从桌角揭下来叠好夹进笔记本的封面内页。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天还没黑透,六月底的傍晚漫长而柔软,西边天际线上堆着紫红色的晚霞,梧桐树投下的影子拖得很长。校园广播站在放一首不知道名字的老歌,经过喷泉的时候正好播到副歌,水柱在音乐里升起来又落下去,溅起的水雾被风吹散在暮色里。

我给林溪和夏燃分别发了条内容极为简略的消息:“补完了。出来吃东西。我请客。”几秒后,手机连续震了两次。林溪说“好”。夏燃说——“早就等着你这句话了。吃小龙虾还是烤串?我饿了,别让我等太久。”两人都没提欧德法克斯和那该死的进度条,但她们那么快回消息本身,已经让我知道这顿饭对她们来说比六月下旬任何一场日落都重要。

我站在图书馆门外的台阶上,看了一会儿天边那抹慢慢消散的晚霞,然后把手机揣进口袋,往北门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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