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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重新触碰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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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博士公寓的第二个月,我开始尝试做一些事情。

说是“做事情”,其实在正常人看来大概不值一提——把堆在书桌角落的专业书拿出来,擦掉封面上的灰,按课程顺序一本一本排好。把抽屉里揉成一团的实验报告展平,用夹子夹好,放进文件夹里。把笔筒里干涸的马克笔挑出来扔掉,换上新的笔芯。这些事情花不了多少力气,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它们是我连想都不愿意想的事。

那些通信原理、信号处理、电磁场的课本,曾经是我的避风港。本科的时候,每当我心情不好——那时候的“心情不好”和现在比起来,简直像一场微型阵雨——我就会找一个空教室,翻开一本专业书,一页一页地往下读,直到大脑被公式和定理填满,没有多余的容量再去琢磨那些烦心事。书本是我的堡垒,是我最擅长的事情,是唯一一个不会被别人评价为“你太敏感了”或“你想太多了”的领域。

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这座堡垒变成了一座监狱。

书还在架上,课本还摊开在曾经折过角的那一页,但它们不再是庇护所。每次我试图翻开一本,看到那些熟悉的公式和图表,脑子里就会自动浮现出一连串与此无关的声音——张超的叹气,苏晚的告别,辅导员那句“男孩子要大度一点”。这些声音像一道透明的屏障,把我和书本隔开,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哪怕五分钟。我盯着同一段话反反复复读了几十遍,像一台失去解码能力的播放器,只能读出字母的轮廓而永远穿不过那层透明的屏障。然后放弃了,把书合上,回到床上,面朝墙壁躺着。那些日子,知识的位置被剥夺了,又或者是我的位置从它们旁边被移开了,它们变成了一堵光滑的墙,我再怎么敲也进不去。

所以当我决定重新整理书桌的时候,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

林溪大概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或者说,她一直在某种我看不到的渠道里关注着我的状态。总之,在我把书桌整理好的第二天,她发来一条消息:“今天下午有什么安排?”

“没什么,”我回。

“那去实验室吧。”

“我还没准备好。”

“准备什么?”

我看着手机屏幕,不知道怎么回答。准备什么?准备面对那些被我扔了两个月的实验数据?准备面对导师可能出现的尴尬?准备面对同门们那些“你这段时间去哪了”的好奇目光?实验室是一个共享空间,不是可以关起门来独自死磕的单人间——每一个漏洞都会被人看在眼里。

“你不用做实验,”林溪又发来一条,“就去坐坐。看看那些设备的名字有没有忘光。”

她就是这样。从来不逼你,但总有办法用最轻描淡写的方式把你推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她说“看看设备的名字有没有忘光”,实际上是要我把自己的专业记忆从深埋的土里挖出来,放在干净的地面上,看看它还有没有呼吸。

下午两点,她出现在博士公寓楼下。今天她穿着一件藏青色的毛衣,外面套了件浅灰的薄羽绒,手里拎着一个帆布袋,袋子里露出保温杯的盖子。她看了看我,皱了皱眉。

“你就穿这双拖鞋出门?”

我低头看了看脚上的拖鞋。蓝色的,左脚大脚趾的位置磨出了一个洞。

“上去换鞋。”

我乖乖上去换了运动鞋。下来的时候,她递给我一颗糖——话梅糖,包装纸上印着一颗绿色的梅子,酸酸的中药味在我嘴里化开。

“奖励,”她说。

“奖励什么?”

“奖励你换鞋的速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实验楼是一栋灰白色的建筑,和校园里大多数建筑一样,四四方方,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唯一的特征是楼顶架着几口天线,像是从楼体里长出来的金属骨骼。我已经很久没有在正常时间走进去过了。最后几次来实验楼,我都是在深夜挑没人的时候进,赶在有人来之前离开——那时候我已经无法忍受与人近距离接触,连别人递给我一支万用表都会让我焦虑十几分钟。

电梯门打开,走廊里有一股熟悉的松香味——电路板焊接时从烙铁头上散发出的那种焦糊味带着松香的微甜、铺了一地,和绝缘胶带、信号发生器一起构成了整个实验室甲醛以外的气味基调。林溪走在我前面半步,步伐不快,但很确定方向,好像她对这栋楼的布局比我还熟悉。303室的灯亮着,门上贴着的实验室使用排班表还停留在上学期的十二月,我的名字被指腹抹过,排在周二下午。

“你今天在这里没有实验任务,”林溪在推门前对我说,手扶着门把手,“就坐你以前习惯的位置上,翻开一本书,随便哪本。任何一页。”

门推开后,实验室里只有一个人。一个卷发的师兄坐在靠里的工作站前,背对着门,戴着降噪耳机,正在跑一组仿真。他大概听到了声音,回过头看了我一眼,认出了我,明显愣住,脸上的表情快速切换了几个不同的档位——惊讶、试探、微笑。

“李知远?”

“嗯。”

“好久不见。”

“嗯,最近还好。”

他还想问什么,但目光在看到林溪的瞬间迟疑了一下,评估了两三秒这个安静站在我身后的女生,然后礼节性地点点头,转过身继续他的仿真。我走进去,打开最靠窗那台电脑——我一直用的那台。屏幕亮的瞬间,桌面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积了一层薄灰。我用袖子把灰抹掉,露出下面那个浅蓝色的桌面壁纸。鼠标垫还在,键盘上还贴着那张字迹潦草的便签:“论文第三章波形图重算”——那是十一月中旬我最后处理的任务。

林溪在旁边找了一把没人用的椅子,拉到我的座位旁边。她从帆布袋里掏出两本书——她自己的书,一本很厚的平装本,书脊上印着一个我不认识的出版社标志,封面磨损严重,被翻阅了无数次,书页边角用不同颜色的标签贴纸标注了密密麻麻的段落。她坐下来,翻开她夹着书签的那一页,把保温杯放在脚边,然后抬头看我。

“怎么?觉得带工具书在我这里形象会打折扣?”她把翻开的书页朝外让我看了一眼,是一个图表和密密麻麻的脚注,然后合上,“开始吧。今天是来坐坐的。”

“你不觉得浪费时间?”

“时间是我的,施加给你的成本也是我的,”她说,扭头翻了一页,“你喜欢看就看,不习惯有人坐在旁边的话,就当我是实验室标配的暖风机。”

我忍不住嘴角动了动。“暖风机?”

“对。安静,低功耗,偶尔发出一点翻书声,不能关闭。”

她把注意力转回自己的书里。我胸口那股说不清来源的、从起床就潜伏在喉间的抗拒感,被她这些无关紧要的闲话搅碎了边缘。我打开背包,把那本信号与系统放在工作台上。这本书已经在我书桌上摆了一整周,每次我都能看到它,却没有哪一次真正伸手过去碰。书封的硬纸角从背包里露出来的时候,人造革的封面被冬天干燥的暖气烤得有点硬邦邦,翻开封皮发出一声细微的脆响,像是在问:“你终于来了?”

最开始,我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眼睛扫过第一章的标题——“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然后扫过第一段正文——“信号是信息的载体,系统是对信号进行处理的实体”——字都认识,加在一起也理解是什么意思,但信息无法从眼球传导到大脑皮层。我的注意力像一把漏勺,刚舀起来就漏光了。

我开始走神。窗外的云长什么样,走廊里是谁的脚步,电脑风扇的转速正不正常——所有原本属于背景的噪音一下子涌到前景,把书页上的字句挤到了意识边缘。我反复读第一段四五次,每一次都在中途被某个无关的念头打断,发现自己已经“看”了好几行字却没有一个字真正进入大脑。我把手从鼠标上拿开攥紧,指甲在掌心硌出几个浅浅的印子。

林溪在旁边翻了一页书,纸张摩擦的声音很轻。她没有看我,只是把我的保温杯往我这边推了推。动作悄无声息,杯子底在桌面上滑出一个圆形的位置,指向我的右手边。我顺着那个动作低头,看到杯口飘出一丝极细的白色热气。我顺着这个动作喝了半口——水温刚好,不烫不凉。然后重新低头看书。

这一次,我读进去了第一段。然后是第二段。然后是整个第一节。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

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天从浅灰色一点点变成了深灰,然后是墨蓝。林溪从她自己的阅读中抬起头,伸手把工作台上方的台灯拧开,光只照亮了我们两个人的桌面,没有惊动远处已经伏在键盘上打盹的师兄。我完全沉浸在手里那份搁置了两个月的仿真数据里——一组用来验证OFDM符号同步算法的实验输出,采样帧共一千二百组,在去年停摆之前刚跑完。这套数据对我来说有非常具体的时间戳,因为记录上清楚写着最后一次运行是在那一天——十二月。再往后,就是张超在隔壁对着电话说“他接不住项目”的夜晚,是我趴在书本上盯着空白笔记本度过的早晨。

现在,同一组数据躺回我的光标之下,安静地维持着被我遗弃时的形状。我需要的事情变得简单多了——比对理论曲线和实际误差向量,找出同步峰值的偏移量以及在低信噪比条件下产生的误检节点。不需要情感,不需要处理人际,不需要思考“你是谁”和“你不是谁”。只需要让眼睛扫描坐标轴上起伏的一组组散点,然后用已经训练了四年的数学直觉判断:这里的衰减是不是超出了系统冗余,那里的峰是不是信噪比下降的正常表现。

敲完最后一行注解的时候,我伸手去拿水杯,碰到杯壁的瞬间才发现里面的水已经凉透了。水温的变化让我下意识抬头,看向窗外。

天已经全黑了。

窗玻璃上映着实验室灯光的倒影,透过倒影可以看到远处几栋教学楼的轮廓,还有更远处操场上一排排白色的探照灯。夜色很浓,但实验室里是亮的,我的屏幕是亮的,书页上被台灯照出的那圈暖光是亮的。

原来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时间是可以过去的。

不是“熬”过去——不是那种躺在床上数墙壁上的水渍裂痕,等着时间像黏稠的糖浆一样缓慢淌过。是真正地、自然地、不自觉地过去。从数据聚类开始到输出第一个无偏移的峰,两小时二十三分钟——事后再看自动保存的日志才算出确切的时长。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我的脑子里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只有十六进制和波形。

这才是以前的我。

我把手从键盘上抬起来,往后靠在椅背上。那组数据的半成品被我保存进一个带着日期的文件夹里——没有马上彻底完成,但我留下了注释,知道下次打开时第一行该怎么继续。这个习惯在我以前是近乎本能的,现在重新在指尖浮现,有些生涩,但仍可以运转。

林溪还在看书。她的姿势几乎没有变过——双腿交叠,书放在膝盖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翻页,读到重点时会用笔在书页边缘画一道很细很小的小字。我在旁边,她静静读她的,一句话都没有催。

直到我挪动椅子站起来,她才合上书,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目光先落在我的脸上,然后又滑到我身后屏幕上的图表,停了两秒,像是在确认那些被填充的空隙。

“完成了。”

“一组数据,”我说,“没做完,但框架搭起来了。”

她点点头,把笔帽套回笔上,把书合好。实验室里太安静了,只听到电脑风扇的嗡嗡声和远处走廊里偶尔响起的脚步声。那个卷发师兄也在看着我的屏幕,他似乎已经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去接水,从我身后经过时放慢了脚步,往图表上扫了一眼。

“相位锁定环那部分你从头重算了?”

“嗯。之前的偏移推导有个符号错了,连锁到后面全歪了。”

“那挺费劲的。”他想了想,然后用那种实验室里一贯克制的、不带过多情感色彩的语调说了句:“欢迎回来。”然后就拎着空了的水杯去饮水机那边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加重语气,也没有配什么特别的表情,就是转身之前顺带的一提。但我听到这三个字时,手指在键盘边缘紧了紧,有一种微弱的电流沿着指节往上蔓延。不是激动,不是被认可之后的满足感——而是确认。“帮忙”是一个人主动对你伸出手,“欢迎回来”则是承认你一度不在,现在重新回到了这个位置上。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于,后者不预设感激,只是在等你回位。

走出实验室的时候,走廊里空无一人 。七点多,大多数人还在吃饭。林溪把书和眼镜盒收进帆布袋,和我一起走到电梯口。电梯门合上的瞬间,玻璃映出我们两个人——她站在左边,我站在右边。我的眼睛还是红的,因为盯着屏幕太久。但她没有说“你眼睛很红是不是累了”,也没有说“今天进步很大”——她只是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眼,说:“回去多喝点水,设备散热不够你眼睛会先罢工。”

走出实验楼的一瞬间,冷空气扑面而来,比下午刺骨了几分。我把外套的领子往上拉了拉,林溪从口袋里掏出第二颗话梅糖递给我,绿色的包装纸在路灯下反着微光。

“又是话梅糖?”

“同一个系列,这次是原味,不那么酸。”她说着,已经替她自己剥好了另一颗,糖纸揉成一团扔进路边的垃圾桶。

我把糖放进嘴里。确实不酸,是那种很温和的酸甜味,含着含着还会有淡淡的奶香。这个味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会变成一个锚点——每次在实验室里完成一组数据、看完一章课本、写完一页笔记,从座位上站起来伸懒腰的那一刻,口腔里似乎都会自动浮现出话梅糖的味道。那个已凉的水杯、旁边座位上安静翻书的陪伴、台灯下暖光只照亮我不出错的笔记本——这些细节会裹在酸甜的余味里,变成一套新的记忆,覆盖掉原来独据在那张桌位上的所有空荡。

走到博士公寓楼下,她把手里的保温杯塞进我手里。“另一个口味的喝完了给你的,明天自己泡。”杯身是磨砂质感的深蓝色,和上次那个浅蓝色是同款不同色。我拧开盖子,里面是温热的柠檬水,这次稍微多放了几片柠檬,喝下去的酸意在舌尖轻轻刺了一下。

“为什么总是柠檬水?”我问。

“因为可以凉着喝也可以热着喝,留存时间比较久,”她把帆布袋甩到肩上,转身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声音稳稳地递过来,“下周复课,你这周再来实验室坐一次。不是明天,后天。中间给你放一天假。”

“放假干什么?”

“睡懒觉。看电影。发呆。怎么都好——正常人的体感是,努力一天,然后休息一天。”

她走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拿着那个深蓝色的保温杯,柠檬水的温度从掌心慢慢传遍全身。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我没有想起苏晚。不是刻意不想,是真的没有想起来。那些数据峰降和误差向量矩阵填满了大脑的每一个线程,留不出任何空闲去回放那句“你不是我想的那样”。遗忘本身不是胜利——我知道下一次想起苏晚的时候,还是会有某种酸涩从心口渗出来。但这两个小时的专注证明了一件事:时间可以是中性的土壤,可以种新东西进去。

回到307,我把信号与系统课本从背包里拿出来,放在书桌上。封面朝上,擦干净的硬壳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柔和的反光。旁边是那盆绿植,这么久了没怎么管它,居然还活着,叶片比搬家时更绿了些。我在书桌前坐下来,打开备忘录。

“今天下午去了实验室,做完一组OFDM仿真。喝了半保温杯柠檬水。天黑才出来。状态:比昨天好。”

写完之后,我往后翻了几页,看到搬家那天写下的那行字——“她们拿自己的命押在我身上。”然后是更早的一页,被划掉的那句“如果明天醒不来那就更好了”。

我盯着那行被划掉的字看了几秒钟,然后合上备忘录,关了台灯。黑暗重新填满房间,但今晚的黑暗和以前不一样。以前的黑暗是压迫性的,是从四面八方同时挤压过来的。今晚的黑暗只是一个普通的晚上——关灯之后房间里变暗了,仅此而已。窗外的世界还在,那些银杏树、冬青丛和晒太阳的橘猫都在暗处继续存在着,不会因为关上灯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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