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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5章 另一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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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超之间的矛盾,是从一些很小的、几乎不值一提的事情开始的。

如果换个时间,换个人,换种心境,那些事或许根本不会成为矛盾。它们太琐碎了,琐碎到说出来都觉得矫情。但问题在于,我不是换了一个人,也不是换了一种心境。苏晚离开之后,我的情绪像一块被反复拧过的抹布,已经榨不出任何多余的水分来应付另一个人的挑剔。而张超的挑剔,正以一种我从未预料到的方式,均匀地、持续地、不知疲倦地施加在我身上。

最初是咳嗽。

十一月中旬,我感冒了一场。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嗓子痒,偶尔咳嗽几声。白天还好,到了夜里,喉咙里像被人塞了一把干草,咽不下也吐不出来,一躺下就开始发痒。我会尽量压住,用手捂着嘴,让声音闷在掌心里,变成一种低沉的、肉感的闷响。但有时候压不住,咳声会从指缝里漏出去,在安静的宿舍里炸开。

第一次被他提出来,是在我感冒的第二天晚上。我咳了两声,他的床上传来翻身的声音,被子窸窣作响。然后他的声音从黑暗里浮起来,低沉,带着被吵醒的不耐烦。

“你能不能忍一下?”

“我在忍。”

“忍了怎么还有声音?”

“我已经捂着嘴了。”

“捂着嘴也有声音。你能不能咳到枕头里去?”

我沉默了几秒,说:“好。”

我把枕头对折,压在脸上,把口鼻整个埋进去。枕头里残留着洗衣液的香味,还有棉絮受潮后淡淡的霉味。后来再想咳的时候,我就把脸埋进枕头里,让声音全部被棉花吸收。这样确实没有声音了——至少他不再翻身了。但我每次从枕头里抬起头喘气的时候,都觉得刚刚像被活埋过一次。

几天后感冒好了,咳嗽停了。我以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张超没有忘记。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用手机看视频。音量开到最低,几乎贴着耳朵才能听清。他却从对面床上传来一句:“你那个声音能不能小一点?”

“我已经开到最小了。”

“你那耳机漏音,我能听见。”

我把视频关掉。屏幕灭了,房间陷入彻底的黑暗和安静。

此后,张超对我制造的各种声音——无论是真是假,是不可避免还是可以避免——开始了他漫长、细致的纠察工作。键盘太响,鼠标点击太频繁,杯子放在桌上太重,翻书的声音太大。每一个被他捕捉到的声音都会换来一句或冷或热的提醒。“你能不能用静音鼠标?”“你翻页能不能轻点?”“你那个杯子底下能不能垫个东西?”

起初我还会解释——键盘已经是静音款了,鼠标是原装的没法更安静,杯子底下有橡胶垫。但解释没有用。他不是在和我讨论事实,他是在向我传达一个立场: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打扰。

后来我就不解释了。他说什么,我就改什么。键盘换成触摸屏,鼠标换成触控板,杯子不再放在桌上而是直接搁在床上,翻书的时候把书悬空端在手里,像端着一样易碎的东西。我每天晚上回宿舍之后的一切行为,都像在执行一套没有明文规定却异常严苛的操作规程。

但即使这样也不够。

因为问题从来不是声音。

如果我翻开一本书而他没有借题发挥什么,他会找到别的切入口。我的拖鞋在木地板上走过,声音不可能完全没有。我洗澡回来头发上滴下的水,在地板上留下几滴深色的水痕。我的闹钟震动了三下,在他耳中就是三声大响。甚至我在床上翻个身,他也会说:“你能不能别老是翻身?床在晃。”

床在晃。

这是真的吗?我一百三十斤的体重,在一张铁架床上翻个身,床真的会晃吗?我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呢,也许床腿真的不太稳呢,也许翻身幅度大一点确实会有动静呢。睡在上铺的人对下铺的动静确实会比想象中更敏感。我替他找了很多理由。我一直在替他找理由。

但这些理由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那个冬天是我记忆里最冷的一个冬天。不是天气有多冷——虽然室外确实冻手冻脚,但那是一种心理感受上的冷。回到403,推开门,空气里没有欢迎,只有一种冷凝的、近乎固体般的沉默。张超坐在他的椅子上,背对着我。他的背很瘦,肩胛骨透过毛衣隆起两个小小的峰。他从不主动跟我说话,除非是为了提醒我某一件事做得不对。

我进门之后,会按照那套默会的操作规程开始我的晚间程序:换拖鞋,把外套挂在门后的挂钩上,用最轻的动作把椅子从桌下拉出来,坐下去的时候用手扶着两侧扶手,让体重缓慢地、分段地落在椅面上,仿佛在拆卸一枚炸弹。每一个步骤我都烂熟于心,每一个步骤我都反复练习。我住在这个房间里,但我不像是在生活。我像是在一个严格到近乎荒诞的实验环境里执行操作流程,每一步都必须精准,否则就会触发警报。

这种日子过得我精疲力竭。但除了忍受,我想不出别的办法。

后来发生的事,让我意识到张超对我的监督,并不仅限于声音。

那是一个周日下午。我从实验室回来,准备拿杯子去盥洗室洗一洗,却发现我的杯子不在桌上。我在床上找,在柜子里找,最后在窗台上找到了它。窗台上积了一层薄灰,杯子底沿沾了一圈灰迹。我拿起杯子,看到杯壁上有一道不明显的划痕,像是被人用什么硬物刮过。

张超不在房间。我拿着杯子站了一会儿,然后放在桌上。

我没有问他。因为在我的逻辑里,一个杯子被挪动位置,有很多种可能:他打扫卫生时挪了一下,他开窗户时不小心碰到了,或者别的什么。为这种事开口质问,显得我小题大做,显得我跟他一样挑剔。我不想变成他那样的人。

但几天后,又发生了一件。

我晾在晾衣架上的一条毛巾不见了。我找了一圈,最后在盥洗室的公共晾衣区找到了它。它被挂在最角落的位置,和其他男生的毛巾混在一起。那条毛巾是灰色的,印着我本科学校的校徽,辨识度不低。我把它取下来,过了水,重新挂回宿舍里的衣架上。

晚饭时候张超在房间里,我随口提了一句:“你看到我毛巾了吗?”

他头也没抬。“你那毛巾太湿了,滴得到处都是水。我帮你晾外面去了。”

“你可以跟我说一声。”

“跟你说你也是要晾出去的。”

我沉默了。他说得好像有道理。毛巾太湿确实会滴水,滴在宿舍地板上确实不好。他从他的角度出发,做了一件他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他帮我拿了毛巾,还找了地方晾起来。从表面上看,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好心。

但问题在于,他没有问我。

他替我做了决定。他把我私人的物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这让我感到一种隐秘的、细小的侵犯。它太细小了,细小到我甚至无法义正辞严地表达不满。如果我说“你凭什么动我毛巾”,他一定会回一句“我是好心帮你晾”,然后我就成了那个不识好歹的人。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我把毛巾挂回原处,拧得足够干,确保它不会滴下一滴水。

但他推开了这扇门。

之后,我的洗发水开始以一种微妙的速度减少。我每次用的时候总觉得比上次轻了一点,但我从来没真的去量。我不确定是真的少了,还是我疑神疑鬼。有一回我买了一瓶新洗发水,用了不到三周就少了一大截。我晃了晃瓶身,觉得那个液面的高度有些不正常。但又想,也许是我自己用的次数多了,也许这个牌子的洗发水不耐用。

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的事情,说出来就是无理取闹。

我对自己的判断力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种感觉比任何事情都更让人恐惧——当你开始不相信自己的感知,开始质疑自己是不是反应过度、是不是太敏感、是不是也变成了某种偏执的人,你的立足点就彻底动摇了。

我开始尽量避免在宿舍待着。早上早早就出门,晚上尽量晚回来。我在图书馆、实验室、校园里的各个角落寻找可以落脚的避开之所。实验室成了我待得最多的地方。深夜的实验室里没有人,只有电脑的风扇在嗡嗡转动的声音。我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有时候看文献,有时候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着窗外的夜色发呆。那种孤独反而让我感到安全,因为至少没有人会在你安静坐着的时候走过来提醒你的呼吸太吵。

但我又不能永远不回来。

每次推开403的门,我的心跳都会不自觉地加快一点。像走进一间有来路不明气体的房间,你不知道有没有毒,但你能明显感觉到空气的成分和外面不一样。张超的存在像某种被压缩在空气中的重物,你看不见它,但它压在你肺叶上,让你呼吸不畅。

有天晚上我回宿舍,推开门,看见他坐在书桌前看书。桌上放着一个马克杯,杯口冒着淡淡的水蒸气。他听见门响,没有回头。我照常换拖鞋,放外套,拉开椅子,坐下。一切按规程进行。

他忽然开口了。

“你刚才进来的时候,门又响了。”

我没说话。我每次关门都用的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力度——先按下把手,把门推到门框刚接触的地方,然后慢慢松开把手,让锁舌无声地滑进锁孔。这套动作我已经重复了上百次,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我真的已经尽量轻了,”我说。

“你觉得自己已经很轻了,但对我来说还是不够,”他说,语气平平的,像在陈述一个关于天气的客观事实,“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自己没声音,不代表真的没声音。”

这句话的逻辑无懈可击。每个人的感觉确实不一样。我无法钻进他的耳朵去听自己关门的声音。我无法证明我已经“足够”安静了。在“感觉”这个维度上,他是唯一的裁判,而我没有任何上诉的渠道。

这是他最拿手的方式。

给你的罪名总是模糊到无法被反驳。比如“你影响我睡觉”,比如“你经常打扰我”。具体是哪一次、几点几分、产生了什么后果,他从不举证。他只是做一个笼统的、带着道德优势的判定,然后等着你反驳。如果你急于自证清白,你就已经落入了他的规则体系。他的规则体系里有一条核心条款:他永远是受害者。他睡眠差、神经衰弱、对声音敏感,这些是他的弱点,但同时也成了他的武器。他用受害者的身份占据道德高地,然后用这个高地往下面扔石头。

而我呢?

我失去了反驳的能力。不是因为我没有道理,而是因为我没有力气了。和苏晚的分手已经把我耗空了。我像一个被放干净了水的池塘,池底干涸龟裂,连泥巴都硬成了块。张超施加在我身上的这些折磨——如果单独拿出来看,每一件都是小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折磨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大事件,而是同一件小事的无限次重复。滴水能穿石,重复能击溃一个人。

十二月的一个深夜,我在实验室坐着,没开大灯,只有电脑屏幕的光。窗外是沉沉的黑夜,远处操场上的探照灯已经熄了。我打开手机备忘录,看到上次打的那四个字还留在那里——“我很累了”。

我在下面又打了一行字:“我想离开。”

没有宾语。离开哪里?离开这个宿舍?离开这所学校?离开这个世界?我没有写。那个句子像一个没有完成的等式,右边是空白。

我在那行字上停了几秒,然后删掉,把手机放回口袋。屏幕的光从我脸上消失,房间彻底陷入黑夜。窗外的寒风打着窗框,玻璃轻轻震动,发出低沉的、次声波般的嗡鸣。

我想起苏晚说的那句话。她说,你需要的陪伴太多了。我当时觉得她在责备我。但现在我躺在被张超控制了一切声响的宿舍里,忽然觉得她说的也许根本没有道德评判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我始终不愿正视的事实:我的情感需求也许本身就比别人更强烈,更容易缺口,更容易产生情感依赖,也更容易被这样那样的东西击垮。

但知道了这一点又能怎样呢?难道要去给自己安装一个情感需求的调节阀,像调低燃气灶火焰那样把自己调到最低档吗?

我不知道。

回宿舍之前,我在四楼楼梯间的窗口站了很久。窗玻璃上映着我的影子,隐约能看见自己模糊的轮廓——瘦了,肩膀垮着,眼眶底下有暗影。我看起来像个被抽走了不知什么东西的人。

打开403的门,张超已经睡了。他的呼吸很轻,均匀而有节奏,像一台正在稳定运转的精密仪器。他睡觉的时候是安静的,安静得近乎圣洁。所有白天的挑剔和边角料的攻击都被睡眠暂时收入了一个密封的箱子。

我轻手轻脚地换了衣服,躺下来。宿舍里很安静。但这种安静不是安宁,而是一种随时可能被打破的假象。我躺在黑暗里,等着某个声音——可能是我的,也可能只是他臆想中的——触发下一个警报。

头顶天花板上那块水渍还在那里,像一座不规则的孤岛。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风声穿过窗户缝隙,带进来冬天的寒冷与梧桐树枝干枯后特有的一种干涩的木头气息。我把被子往上拉到下巴,蜷起腿,让身体在黑暗里缩成最小的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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